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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春晓行色匆匆

2020-01-25 17:39 4043

  古诗春晓行色匆匆“我在非洲时有个农场,在恩恭山脉的脚下,赤道从这些高地一路走过,向北绵延几百英里。我的农场在6000 英尺的高度上,白天的感觉高得接近太阳,而早晨和夜晚则清澈宁静,夜深时还有些冷。”丹麦作家卡伦在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开篇中描述的农场,就坐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郊。

  《走出非洲》是根据卡伦同名英文小说改编的电影,1986 年获得七项奥斯卡金像奖。写过《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海明威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如果《走出非洲》原作者,美丽的伊萨克·丹森(卡伦笔名)得过此奖,我今天会更高兴。” 卡伦和海明威都是属于20 世纪中叶成名的那一批作家。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只身游历世界,年轻时就远远地离开出生地,带着一颗悸动的心去飘泊,直到遥远的非洲。他们浪迹天涯的身世,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现实生活中的卡伦,是丹麦西兰岛贵族的后裔。早年就读于哥本哈根艺术学院,后到巴黎和罗马学习绘画。1917 年,卡伦夫妇来到非洲,在内罗毕市郊买下占地6000 英亩的咖啡园。1921 年,卡伦与放荡不经的丈夫离异后,独自在此居住到1931 年。

  一次狮口逃生的离奇经历,使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英雄救美的英国人丹尼斯。伊顿公学毕业的丹尼斯是位飞行员,酷爱打猎。乘上丹尼斯的小飞机到蓝天飞翔,卡伦觉得自己是在“通过上帝的眼睛”俯瞰美丽富饶的非洲大地。但这样的浪漫只持续了五年,丹尼斯在驾驶一架双翼飞机狩猎时失事,她失去了他,唯留下铭记终生的爱情往事。直到今天,卡伦故居还有一张摆放着打字机的小木桌,当年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她都拉起窗帘,守望在窗前,默默地面对远方的恩恭山,等候爱人归来。

  1963 年肯尼亚独立时,丹麦政府出资购买了这所故居及附近6 英亩土地,赠与肯政府,后建成卡伦·布力圣博物馆。《走出非洲》热映后,卡伦从而也使肯尼亚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如今故居旁几乎所有的酒店、餐馆、高尔夫球场,均以卡伦命名。

  2013 年夏,我到肯尼亚出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会议。工作之余,我请非洲总分社社长王朝文安排,去看一下慕名已久的女作家卡伦的故居。

  我是带着寻梦的心情来到卡伦故居的。这是一座偌大的庄园,开阔的草场,参天大树,凌霄花编织了一道长长的篱笆墙。花木掩映间,是一栋和非洲民居截然不同的欧式乡村别墅,优雅的白色英式门窗,舒适的遮雨回廊,淡褐色石墙经历热带风雨的洗刷,已经颇有些斑驳。屋后还有一株高大的非洲火焰树,树冠缀满灼目的红花,草场尽头果然可以望见连绵的恩恭山。

  庄园很静,草场很大,是一幅油画般的唯美画卷,弥漫着淡淡忧伤。门庭摆放着娇嫩的鲜花,就像女主人才刚刚离开房间,并未远去一样。故居挂着卡伦的画像,一切都按照主人生前日常起居的生活摆放,让人不禁缅怀那位异乡的姑娘。她来自遥远的丹麦,曾一个人拥有这座农场,拥有一位英俊的英国贵族青年的爱,拥有一段静静写作的时光。她在东非高原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又把自己的生活写进文学作品。

  时光流逝,这段白人殖民者在非洲大陆的往事,仍令人心生眷恋。站在童话般的美丽小屋前,你甚至会难以相信,女主人怎么会忍心离开,离开这个写满了动人爱情故事的地方。

  早餐的藤桌椅就安放在草地上。清晨的空气清爽,阳光明媚,蜜蜂嗡嗡地飞,落在涂抹黄油和果酱的面包片上。喝着兑了咖啡的热牛奶,望着前面东非裂谷上空白蒙蒙的雾气,耳畔是隐隐如雷的瀑布声。

  我们下榻的津巴布韦瀑布城,有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充满殖民建筑韵味的花园式庭院,名字叫维多利亚酒店,以纪念当年维多利亚女王曾在这里住宿。酒店面对维多利亚大瀑布而建,后花园的高大旗杆的柱基上镌刻着两行英文地名及阿拉伯数字,注明瀑布城到北非和南非的距离:

  100 多年前,经略英属殖民地的欧洲人胃口很大,把整个非洲都当成了盘中餐。那时,他们把赞比亚建成矿产资源出产地,把津巴布韦建成伦敦的后花园,瀑布城就成了非洲版图的中心。开疆拓土的大不列颠殖民者,就在这里系上雪白的餐巾,享受着移植来的欧式文明。

  100 多年后的今天,殖民地的历史已经结束,但令人感慨的是,坐在餐桌旁悠闲啜吸芒果汁的仍旧是白人,穿着雪白的侍者服装穿梭服务的,仍是黑肤色的男人,打扫房间的也依然是黑肤色的女人,生活似乎一切如故。

  和酒店迎面相对的维多利亚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1855 年,一位名叫戴维·利文斯顿的英国传教士,划着一叶独木舟在赞比亚河上顺流而下,他突然发现,这条气势磅礴的大河瞬间消失了,滔滔河水倾泻进令人恐怖的深渊里。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所以,于是战战兢兢地爬到悬崖边缘,看到一个巨大的峡谷,把那条1000 多米宽的河流拦腰截断,使河水下坠了有100 米。”死里逃生的利文斯顿,是第一个亲眼看到这条瀑布的白人(或许还有看到了瀑布却未能生还的欧洲人),他惊喜地向英国王室报告自己的地理大发现,并以女王的名字为这个瀑布命名。

  乘直升飞机空中航拍,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透过为专业摄影师开敞的大尺幅摄影窗口,大瀑布上游浩瀚的水系尽收眼底。只见莽莽原野上,赞比亚河静静地缓慢流淌,在地势开阔的玄武岩河床上形成湖泊般的辫状水系。舒缓的河水遇到非洲大裂谷,倏然加速,猛地从107 米的陡崖上跌入峡谷,浪花激起高达300 米的白色水雾,壮阔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旅游资料介绍,维多利亚瀑布宽度超过两公里,水雾形成的彩虹远隔20 公里外就能看到,宽度和高度比北美洲尼亚加拉瀑布大一倍还多。

  如果说非洲大多数国家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的话,南非则犹如文明世界的一块飞地,景观完全不同。尤其是置身于欧洲人评价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开普敦”。在这里,一栋栋小楼背山面海,颜色明快,造型优雅,鲜花拥簇。从桌山脚下驱车一路驶去,沿着弧形的滨海大道一直抵达非洲陆地的最南端,是天涯海角的一片似乎生了斑斑红锈的礁岩。在这里,海风飒飒,永无息止地敲打着那块写着“CAPE OF GOOD HOPE/18°28′26′′EAST/34° 21′25′′SOUTH”的木牌。

  位于非洲西南端岬角的“好望角”,最初的名字是“风暴角”,海浪汹涌,多暴风雨,是来自印度洋温暖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洋流和来自南极洲水域寒冷的本格拉洋流的汇合处。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岬角,遥远、偏僻,却从1488 年开始突然热闹起来,因为这一年的春天,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率领双桅帆船首次出现在岸边,并在非洲最南端的崖石上刻下葡萄牙盾形纹徽和国王约翰二世的名字。葡萄牙国王由此看到了通往东方的希望曙光,遂把这个岬角命名为“好望角”。以此为起点,葡萄牙人的船队最先由大西洋进入印度洋,先后征服了印度的果阿,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占领了印尼的香料群岛,取得了中国澳门的租住权。

  从此以后,挂着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形形色色国旗的海盗船队争先恐后绕经好望角,过江之鲫般向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疾驶而去,远东的历史由此改写。

  我们来到好望角这天,海面上水波不兴,阳光和煦。站在礁岩上拍照,似乎没有几艘轮船驶过,连游人都很少光顾。谁曾想,就是这样一个地球的偏僻角落,却在人类航海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一页,那深蓝的天空下,开阔的水域里,嶙峋的崖石旁,风声尖厉地呼啸,仿佛能从中聆听到历史悠长的回声……

  飞机掠过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腹地,耳机里回响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让人不禁陷入遐想。机舱航线显示屏上,延伸着幅员辽阔的绿色版图,那是多么大的一片郁郁葱葱的针叶林!

  我们新华社新闻代表团从北京启程,一夜之间便横穿亚欧大陆,越过乌拉尔山麓,飞临波罗的海,降落在圣彼得堡。

  漫步在水面开阔的涅瓦河畔,走过石砌的古堡、尖耸的教堂、辉煌的宫殿,就不由想到一位伟大君主的名字——彼得大帝。当今世界上,又有哪座城市能像圣彼得堡一样,按照一个人绘制的蓝图一夜起步,同时完成?彼得堡,是彼得大帝留在涅瓦平原的煌煌史册。

  城市是一部石头写的书,这部书,是需要用脚来阅读的。只有你亲自来到夏宫,沿着那条举世闻名的用喷泉和铜雕、鲜花和绿地组成的花园大道走下去,一直走到水边,面对波罗的海的浩瀚波澜,你才会懂得,这座桥头堡式的城市对于当年俄罗斯的意义。1703 年开始建造新城的彼得大帝,把他的版图向西大尺度铺展,也把他的民族大踏步地引领到一个出海口前,俄罗斯从此成为一个走近欧洲走向世界的有海的国家。

  《月亮与六便士》,这是我在冬宫里一再想起的英国作家毛姆的名作,因为我在这座恢宏的博物馆里,居然看到了小说的主人公高更的一张张原画。感动之下,凝视良久,那熟悉的线条,夸张的色调,恍惚间竟有某种穿越感,仿佛直接看到了塔希堤岛花香扑面的热带植物和皮肤黝黑的土著女人。

  不仅仅是高更,还有莫奈,赛尚,雷诺阿,伦勃朗,毕加索,马蒂斯……一幅幅似曾相识的世界名画接踵而至地进入眼帘,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不敢相信眼前都是原作。熟稔绘画艺术的新闻代表团团长、新华社社长李从军驻足荷兰画家伦勃朗的《花神》前,细细揣摩画布上的笔触。他告诉我们,伦勃朗的画很难摹拟,因为他的油画颜料是自己配制的,其中还包括矿石原料。

  红场的建筑比想象中的还要漂亮。夕阳辉映下的克里姆林宫,塔楼尖耸,色彩炫目,特别是东正教教堂采用拜占庭式的圆顶,并按照自己民族的审美观,把这种葱头式的圆顶从单个变为多个,远远望去,红场南侧的瓦西里教堂塔顶高低错落,五色缤纷,交相辉映,已达建筑美学的极致。据说,儿童生活的古诗伊凡四世大帝为了防止世上别处再出现如此美丽的教堂,居然在教堂落成之日下令弄瞎建筑师的眼睛。

  车出莫斯科,我久久地眺望着窗外。 广袤的原野,关于动物的古诗汹涌的大河,冷酷的严冬,漫长的白夜,这是俄罗斯人栖息繁衍的环境,也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

  或许从普希金的诗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中,我们就能体味到那种坚忍、骄傲、刚毅、柔情和淡淡的愁绪,既使在歌咏生活幸福的旋律中,描绘人生美好的画布上,也透着一缕深深的抹不去的忧郁。这就是俄国人,有时像细腻的丝绸,有时像坚冷的冰。

  历史上,俄国人从没有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被击溃过,这是他们引为高傲的民族底气;但在当代东西方对峙的冷战中,却又饱尝挫败,这给俄罗斯人的性格中增加了复杂的一抹暗色。莫斯科分社的记者告诉我,普京有句名言“谁要是想否认苏联,谁就是忘恩负义;谁要是想回到苏联,谁就是头脑混乱。”这话讲得发人深省。

  因为,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把国徽上的图案从前苏联的镰刀锤子重新恢复为沙俄时代的双头鹰的人。

  2012年夏天,我参加中组部举办的领导干部信息化培训班,有幸来到瑞士洛桑学院这样的全球排名领先的欧洲名校。

  学习期间,校方知道大家对瑞士银行很感兴趣,安排了一次对日内瓦金融业的调研。我们去的银行名字很生僻,叫隆巴德奥迪耶。早就知道瑞士银行为储户保密的制度之严,但从没想过瑞士银行如此低调。来到这家银行的门口,没见到摩天大厦,罗马廊柱,竟然连招牌都找不到,只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见到一个很不惹人注意的logo,门庭也看不见熙来攘往的客户,冷清得出奇。据说从这里寄出的给全世界储户的通知,一律都是白信封,除了收信人的地址姓名,从来没有银行的任何标志,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如今隆巴德奥迪耶银行与时俱进,和用户的沟通已经上了互联网,并有一套复杂程序。虽说形式变了,行事的宗旨丝毫都没有动摇,还是单线联系,密钥管理,为储户守口如瓶。

  说起瑞士,不能不说到瑞士手表。学院所在的洛桑,是著名的富人区,也是瑞士的表都。洛桑老城区的专营店里,灯光晶莹剔透,名表灿若繁星,让人目不暇接。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宝玑、积家、宝珀、伯爵、万国世界顶级名牌应有尽有。到了瑞士我才知道,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瑞士表,像欧米茄、劳力士,在洛桑只是二线品牌。据统计,瑞士手表约200多个品牌,每年产量3000万块,95%供出口,平均价格650瑞朗,出口额为200亿瑞朗,高中端手表占世界市场的90%。

  说它贫困,是因为它资源匮乏。在富国俱乐部里,和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相比,它没有油田气井;和澳大利亚、德国相比,它没有铁矿煤田。瑞士的国土只有4万平方公里,多为山地,又没有出海口。由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到了所有的工业原料都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地步。

  说它富裕,是有实实在在的统计数据。如果按经济总量,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美国;但若论人均财富,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瑞士。多年来,瑞士以人均财富64.8241万美元,始终傲居全球榜首。近年来,由于金融风暴的冲击,花旗银行股价大跌,日内瓦湖畔住在洛桑别墅里的那些富人,几乎家家都能把这家市值缩水的银行买下来。

  到瑞士旅游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这个欧洲花园田园牧歌的一面,却忽略了在日内瓦湖畔的如画风景之下,还深藏着一个世界最大的质子对撞装置。这个对撞机隐身在瑞士和法国交界地区地下100米处,在日内瓦湖附近形成一个总长27公里的环型隧道,是有史以来人类研制的功率最大的物理学设备,由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操作,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名科学家参与了这一装置的科研和建设。

  如果问瑞士人:什么是你们最重要的资源?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会是延绵的雪山,还有我们的头脑

  当我走进枫丹白露时,才真正体会拿破仑缘何会在艾勒贝岛上的回忆录中写到“枫丹白露是真正国王的住宅,世纪的宫殿”。Fontainebleau 意为“美丽的泉水”,这里的森林是法国最美丽的森林之一,橡树、枥树、白桦和各种针叶树密密层层,宛若一片硕大无比的绿色地毯。每逢秋天,层林尽染,我国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给这里起了一个极小资的译名“枫丹白露”,虽然是按发音译成的中文名字,但和香榭丽舍大街一样,是翻译史上难得的神来之笔,让人读起来不觉陷入美丽遐想。

  枫丹源于秋色萧瑟,枫叶红彤,白露则指日光铺泻, 露水莹莹。但名字的气韵还远不足以涵盖真正的枫丹白露。位于森林中的枫丹白露宫曾经是法国国王的行宫别苑,现在则是国家博物馆。枫丹白露是法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有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郑春陪同,参观枫丹白露博物馆那天,馆方特意请我们看了一个平日不大开放的展室。这个房间在行宫一楼,一扇不起眼的小门,似乎从没有观众光顾,显得门庭冷落。谁知推门亮起灯,里面却别有洞天,一派金碧辉煌。

  我说金碧辉煌,是因为房间里的藏品全是中国的珍宝文物,好像一步跨进了故宫展室,眼前尽是金佛、玉器、瓷罐、漆屏,数不胜数,美不胜收。我的视线最先被壁柜里的玉摆件吸引住了,玉壶、玉瓶、玉碗、玉盘,晶莹温润,都是洁白细腻的和田玉,明显出自宫廷造办处。还有那扇玉插屏,这么大块的纯色羊脂玉原料,国内早已绝迹。《现代快报》总编辑赵磊尤其喜欢瓷器,面对满屋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惊羡不已。他晃着光头,痛惜地告诉大家:这屋里随便拿出哪一件将军罐,到国内去拍卖,都应在亿元以上。谁能想到,能拍出天价的粉彩大罐都堆在这里,就这么上下三层地叠放着!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馆方一位研究东方文物的女士,看到我们询问的目光,她痛快地坦承,这些展品均来自中国,是1860 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带”回来的。

  这里展示的有320 件,还有700 多件藏品放不下,存在库房里。她说,枫丹白露是法国皇帝生活的宫殿,这间大套房,是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也妮的私人会客室。

  这位出生于西班牙格林纳达贵族家庭的皇后,当时与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并称为欧洲两大美人。1861 年,欧也妮皇后在枫丹白露巡游时,要求建筑师阿莱克斯巴卡乐为她修建一个大型会客厅,用来收藏来自远东的艺术品。由此,枫丹白露便有了根据女主人鉴赏习惯布置的中国文物厅,以黑色与金色为基调作为装饰。其中,客厅天花板下华丽的景泰蓝大吊灯给人印象深刻,这是设计者巴尔巴蒂突发奇想,描写思乡的古诗用中国香炉盖改制而成。欧也妮皇后会客室里文物的摆放,体现出那个年代收藏者的共性,即喜爱繁复堆砌,不喜欢留白,根据物品的器形和可用空间,不管材质、年代,全部填满了事。馆内存放着一对金瓶,非圆明园藏品,而是中国皇帝的赠予。难怪欧也妮皇后曾感叹:“每年中国皇帝都不忘赠送珍宝玩物为我庆祝生日,而我回赠的却是军队。”

  “这些玉器摆件都是中国最好的和田玉,可惜保管方法不对,出现了问题。”我驻足认真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因为管理人员不懂得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涂油保护,有的玉器已经干燥得出现绺裂。当然这又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你们在保护这些中国文物方面缺乏经验,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保护条件要好得多。我认为,现在该让这些中国文物回家了。”

  《再别康桥》的诗名太大,以至那天我刚拜访完路透社,就急不可待地请新华社驻伦敦分社社长高殿民为我备车。我告诉他:“早就想去看看康桥。”

  康桥就在剑河上,剑河是一条穿绕剑桥大学城的河。当我如愿以偿地坐上木舟,在清澈见底的剑河上划过时,绿草如茵的岸边闪现一座中世纪哥特式的欧洲古城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王学院,从这里,走出过多位英国首相、殖民地总督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1920 年,诗人徐志摩违背父亲的意愿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剑桥大学当了特别进修生,在国王学院度过了一年多无忧无虑的时光。在这里,徐志摩开始步入文学殿堂。也是在这里,徐志摩遇见了林徽因,两人曾在剑河岸边漫步,留下一段佳话。康桥岁月成了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徐志摩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自叙了这段时光对其一生的影响:“在24 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蛰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1928 年7 月的一个傍晚,徐志摩故地重游,一个人悄悄来到久别的母校,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但已经没有人认识他。前来寻梦的诗人,怅然若失。11 月6 日,在归途的南海上,诗人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再别康桥》。

  康桥原来是一座极普通的拱桥。从康桥走过,我们一行意外地发现桥头一块石碑,上面居然用中文镌刻着《再别康桥》那熟悉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原来中国诗人徐志摩在康桥旁还有一块诗碑。碑上文字没有英文注释,应该是中国留学生的手笔,抑或是哪位华裔商人的捐助?这块诗碑居然能立到剑桥大学校园,徐志摩的粉丝真是法力无边!

  其实我们都猜错了。立碑者原来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这位在剑桥大学任教长达34 年的英国人,曾向媒体讲述这块诗碑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徐志摩,是因为剑桥大学的一棵柳树。当时要移走那棵柳树,但有人反对。我很奇怪,这棵柳树为什么不能砍?后来才知道,有个中国诗人叫徐志摩,曾在剑桥大学写了一首关于剑桥的诗——《再别康桥》,这棵柳树正是诗里写到的那棵树。之后,我来中国旅游,在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吃饭,当地人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剑桥大学。没想到周围的人异口同声说那就是徐志摩写《再别康桥》的地方。我顿时觉得徐志摩很了不起,让万里之外的人认识了剑桥。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徐志摩。在当时,徐志摩是一位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行者,他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中国,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以我建议学校立碑,一来是纪念这位文化使者,二来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中国优秀学生,到剑桥来求学、深造。

  2008 年7 月8 日,在《再别康桥》诞生80 周年之际,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剑河畔为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立了诗碑。用来镌刻著名诗句的白色大理石,质地与北京紫禁城内大理石完全一样,寓意为连接中国和剑桥的纽带,诗碑上没有英文,似乎专为懂中文的人们而立。

  我用相机记录下诗碑,碑石正面这两个参差错落的平面之间或许是省略号,告诉人们这相隔的诗句之间还有多少段落,多少故事……

  缓步走在布鲁日那高高低低黝黑发亮的石子路上,河渠如网,游船如织,大小桥梁随处可见,一栋又一栋火红、明黄、天蓝、橘橙等色彩明丽的房子依河傍水,掩映在桃红柳绿中,窗前浇花读书的居民身影依稀可辨。这恬静悠然的水城风光,使来自闹市的人恍如隔世。外交部的朋友章启月,曾在2005 年赴布鲁塞尔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她向我热情推荐过布鲁日。此次终于成行,这座号称比利时最美的小城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布鲁日位于比利时西北部弗兰德平原,距北海14 公里,中世纪曾是欧洲著名的港口和商埠。最初统治者为了抵御海盗在这里修建了城堡,后来城堡渐渐扩大为城市。“布鲁日”是弗拉芒语“Bruges”的音译,意为“桥”,准确地讲,布鲁日应叫作“桥城”。

  坐在码头排队等候乘船游览,给我的感觉却是休息,也是欣赏。四周的宁静让每一个细胞都懒散下来,有时,懒散是个不上进的贬义词,而此时,面对一幅幅油画般的自然美景,懒散就是放松,是自我陶醉和调理,是对一种失而复得的生活的眷恋……

  马蹄敲击着中世纪的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得得得”声。坐在马车轿厢里在狭窄的街道间穿梭,你可以体味当年富足的布鲁日人的生活情趣。500 座桥编织起的水城风貌,随着马车奔驰,一步一景地映入眼帘。如今,小城完好地保存了中世纪的整体风貌,护城河、城墙、石板路完在,市区内几乎见不到机动车和柏油路。小城特有的生存方式,让人远离了汽车尾气,蓝天上看不到一丝乌云,更没有北京挥之不去的雾霾……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记忆被咸味儿的海风打湿的城市,进入我镜头的有一道道人工河纵横织就的水城街景,有色彩鲜艳的童话般的风车镇。如果一定要我说哪一个去处是最喜爱的话,那还是内心久已向往的一座美术馆:梵高纪念馆。馆内藏有700 多幅传世线 幅,很多藏品在世界美术界都大名鼎鼎。

  在画家的故乡近距离地观赏他的名画,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走上二楼画廊,那幅著名的向日葵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竟是震撼:画布上一大片温暖的金黄放肆地照耀着,甚至有点儿亮晃晃地让人睁不开眼,就像面对太阳放射出的万道光芒。仔细看去,一簇簇葵花颜色又是不一样的,有秋叶的明丽,有黄金的眩目,还有落日的辉煌,甚至画笔的每一抹都自有微妙的区别。过去我印象里梵高的画作笔触粗犷,现在逼近原作细细观察,方知大谬不然。拿这幅《向日葵》来说,原来金色葵花的每一笔都调进了不同颜色,金黄的底色中还有丝丝缕缕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细腻之极,华美之致。

  梵高纪念馆给我上了一课:同是一幅名画,万里之外翻看印刷的画册,和近在眼前观赏原作,竟有天壤之别。

  有人总结,有五个犹太人建构了西方世界的精神框架,某种意义上可谓改变了全世界:第一位是摩西,他说一切都是律法;第二位是耶稣,他说一切都是苦难;第三位是马克思,他说一切都是资本;第四位是弗洛伊德,他说一切都是性;第五位是爱因斯坦,他说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这样的归纳,我不敢苟同,但这五个犹太人中,有三位为德国人却是事实,可见德意志确实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印记。这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国家,又是一片人物辈出的国土,德意志奉献给人类的,既有提出“绝对精神”构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黑格尔,又有机械唯物论的创建者费尔巴哈;既有的导师马克思,又有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既有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的歌德,又有谱写了《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的贝多芬。此外,德国还会让人想到摇滚歌星妮娜、赛车手舒马赫、“网球皇后”格拉芙和“足球皇帝”贝肯鲍尔……

  人们常说,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只要是有关德国的人或事,大多都被打上严谨或者刻板之类的标签。当我驱车千里从柏林到法兰克福,行走在这个景色优美、文化灿烂的国度时,不时会想起它给世界留下的种种话题。奔驰、宝马、大众等知名品牌的汽车自不必说,德国生产的摄影器材同样撩人,莱卡、蔡司、禄来、福伦达、施奈德、康泰克斯,其中任何一个名字在世界摄影史中都大名鼎鼎,能拥有经典款式的莱卡相机,是多少摄影师的梦想!一台莱卡在手,那分量,那镜头,那手感,每一个平面、按钮、接缝都完美得无可挑剔,你完全可以不把它当作一件摄影工具,而是作为一件传世的艺术品来收藏。

  当然还有建筑,无论是战后加了玻璃穹顶的柏林帝国议会大厦,还是双塔高耸入云的科隆大教堂,都令人赞羡不已。时任新华社柏林分社社长的黄泳,在送代表团赴法兰克福的路上,还陪同我们顺访了勃兰登堡州的首府波茨坦,那里是德意志昔日的皇宫。方圆290 公顷的皇家园林里,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亲自设计的夏宫“无忧宫”,有夏洛腾豪夫城堡和奥兰捷利行宫,大树参天的园林深处是堂堂威势的新皇宫,廊柱巨大、雕塑众多的巴洛克式宫殿里,装饰奢华的厅堂卧室多达200 余间。

  波茨坦还有处历史建筑值得一看,就是因举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波茨坦会议而闻名的采茨利恩豪夫宫。这幢临湖而建的别墅,是英式乡村风格的宫邸,霍恩索雷伦家族的末代王子威廉及其家人曾居住于此。1945 年7 月17 日—8 月2 日,美、英、苏三国首脑选择了柏林西南郊这座没有被盟军飞机炸毁的豪宅,共商对德国的战后处理以及使日本投降的对策。当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聚首的会谈室,如今仍按原样保存着,供游人参观。我还很少见过这样美轮美奂的大房子,采茨利恩豪夫宫不仅内部装饰精致,而且外檐设计也别具匠心,特别是房前屋后的圆形苗圃,更似给这幢乡间别墅装饰了华丽的花环。

  新华社在德国外交界的名气很大,一则是在建交前,中国在西德没有大使馆,唯一能代表官方的就是新华社波恩分社,当年庄则栋率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西德,都是首席记者王殊以中国驻德机构的身份去机场迎接;二则是中国和西德建交,新华社记者王殊功不可没,他从驻西德记者到驻西德大使,在当地政坛传为佳话。

  我和王殊是忘年交,在他家里闲聊时,听他讲过这一段经历及许多幕后故事。王殊是1969 年底被总社派到西德任波恩分社首席记者的。他在西德广结善缘,跟在野党的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时德国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中国餐馆,在野党的领袖常被他请到新华社波恩分社去吃中国菜。当时国内对西德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王殊则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后认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的声音,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他在发回国内的参考报道中提出,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特别是可以通过在野党做工作。他的建议,经总社编辑部印送领导机关,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主席的重视,外交部正式发出邀请,他就把施罗德这些人带到中国吃北京烤鸭来了。后来西德大选,在野党成了执政党,这些人成了新的政府首脑,两国外交关系也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周总理说了一句话:“新华社有人才”,把王殊调到外交部,当了驻波恩的中国大使。

  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的意义在哪里?它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从此以后精密化学和精密医疗设备都是从西德引进的,当然,还有满街跑着的奥迪车。

  我到罗马尼亚才知道,布加勒斯特也有一座人民大会堂,其规模还远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之上。布加勒斯特唯一的一个高地叫军火坡,这座通体洁白的殿宇就雄踞于军火坡上,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城市。为了建成这座会堂,罗马尼亚曾动用举国之力,终因耗资过大,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工程尚未告竣,政权已然崩溃。

  这座会堂是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决定兴建的,1984 年奠基。建筑坐东向西,南北长270 米,东西宽240 米。地上主体建筑11 层高84 米。地下7 层,有办公室、车库,防空设施据说可以抵御的袭击。从正面远观,它像汉字中的 “山”字,中间高,两侧低,外墙用坚硬的石材垒砌。

  我们带着几分惊讶,在这座超大建筑里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我总结一是大厅多,二是走廊长。27 个大小不同的厅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宫内大厅多数是以罗马尼亚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椭圆型的二楼会议厅富丽堂皇,顶部是天窗式玻璃穹顶,极尽奢华。还有给人印象深刻的中央大厅,面积2200 平方米,是仿照奥地利的皇宫设计的。厅内装饰气派非凡,四周墙壁和天花板镶有精制的木雕。屋顶高达16 米, 3 盏大吊灯每盏3 米长,在天花板上犹如闪烁的群星,站在这样的星空下,人显得多少有点儿渺小。面向广场一侧的走廊长150 米,宽18 米,和无数巨大的露台相通,我们几个中国人在里面穿过,竟有走在一条宽敞的大街上的感觉。

  这座气势雷人的建筑,工程量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居世界第二位;建筑空间为255 万立方米,在世界大型建筑物中排行第三;总建筑面积26 万平方米,比中国的人民大会堂还要多出9 万平方米。英国《每日电讯报》盘点世界之最时,把这幢建筑称为“世界最重建筑”,因为它使用了70 万吨铜和铁。据统计,这座原计划用于“党中央开会”的会堂,先后使用了100 万立方米的大理石,3500 吨灯饰用水晶,满铺的地毯有4 吨重,1989 年12 月21 日之前,每天有2 万人日夜在工地上三班倒干活。对于东欧小国罗马尼亚来说,它的体量太大了,大到国家财政已无力支撑的地步。到1989 年工程花费的列伊(罗马尼亚币),已折合20 亿美元。

  小国寡民的罗马尼亚只有23 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国土有限,资源有限,财力有限,却要建设世界第三大楼宇,只好勒紧人民的裤带。布加勒斯特的新华社常驻记者周荣子告诉我:“20 世纪80 年代,罗农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程度是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未有过的。”由于罗马尼亚工业品匮乏,只能出口农畜产品,全国人民没有肉吃,没有黄油,饥肠辘辘,装满牛肉奶酪的载重货车却排成长队,天天开往国外,以换取昂贵的进口建筑材料。眼见大厦日渐崛起,齐奥塞斯库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人民之家”。

  以人民的名义大兴土木的工程,还不仅限于此。“人民之家”前面正对着一条规划整齐的大道,是与大会堂同时拆建的“社会主义大道”,千篇一律的高层建筑,沿着大道颇为壮观地绵延三公里,据说比法国香榭丽舍大街还要长一公里,和“人民之家”成T 型布局。说“拆建”,是因为齐奥塞斯库为了建成这条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宽大街道,拆掉了原市区的大片建筑,用丑陋的方盒子式白楼,取代中世纪保留下来的欧式建筑,令全国人民痛心不已。据介绍,在拆毁教堂的时候,老百姓愤怒得“咬牙切齿”。这些,虽然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的全部原因,但也明显为日后的事变埋下了伏笔。

  1989 年冬天,齐奥塞斯库夫妇访问伊朗回国,在广场召集万人集会,发表演讲。但积怨已久的罗马尼亚群众对这位总统义愤填膺,当场发起抗议游行,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只好草草中断演讲,躲避失控的现场。12 月22 日12 时10 分,当时就在市中心共和国宫广场上的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记者,亲眼目睹了那架载着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直升飞机,从罗共中央大厦顶部平台上匆匆逃离的情景。

  后面的结局众所周知。据当时的外电报道,总统夫妇在逃难过程中四处碰壁,成了无人收留、无人理睬的孤家寡人,最终让政变军队抓获,落得被秘密枪决的悲剧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耗资超出预算,工期一拖再拖,齐奥塞斯库总统本人直到被处死前,都没能看到大厦竣工,没能使用上原设计接见群众的空中露台。倒是美国黑人歌星杰克逊在宫殿建成之际巡演罗马尼亚,成了在大厦露台上接受万众欢呼的第一人。

  进入诺基亚总部领地,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玻璃大厦。走进大厦,透过巨幅玻璃幕墙望出去,是安静的湖水和水上的帆船。这样气派的企业总部,给人以日不落帝国的感觉。总裁史蒂芬还在公司郊外别墅宴请代表团,地点一个是前俄国总督在芬兰的官邸,一个在北极圈城市库萨莫,都是建在针叶松密布的湖畔,坐拥千顷山林和私属湖面。

  诺基亚是北欧人的骄傲,连芬兰总理离开领导国家的岗位后,都首选诺基亚,担任这家公司的副总裁。诺基亚曾占有全球市场40% 的份额,堪称世界第一“手机王国”,这么大的总部基地,迷宫似的金属框架玻璃大厦,曾几何时,却“忽喇喇似大厦将倾”,令人震惊。我第二次从芬兰回国后不久,就看到外电播发的新闻,史蒂芬总裁宣布重组计划,芬兰总部工厂实施减产,全球裁员10000 人。2012 年12 月,又传来诺基亚出售芬兰总部大楼的消息,出售后再重新租回使用。报道说,变卖总部换来的1.7 亿欧元,对于负债累累的诺基亚只是杯水车薪。

  同是诺基亚,相隔仅6 年,为什么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个中缘由我大体上清楚,关键是数年前的一次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公司决策层墨守成规,固守塞班这样的老式操作系统,没有及时接受安卓这样的新事物,结果不出两年就被市场所抛弃。我过去曾一直用诺基亚手机,现在放弃了,身边的人也很少用了,想想为之扼腕惋惜。由此可见,新技术的变化对新兴产业的影响是深刻的,直接决定其生死存亡。

  2005 年我率中国记协新闻代表团前往访问,是应芬兰外交部之邀。张直鉴大使在中国大使馆设宴欢迎,特别邀请了芬兰外交部新闻司官员。我在答谢时举杯,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代表团成员都是中国新闻界的媒体负责人,好几位是报纸总编辑。现在国内像《深圳特区报》《参考消息》这样的纸媒日印刷量都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份,均引进高速报刊轮转胶印机,印刷速度高达每小时12 万对开张。过去我们只是知道国内的新闻纸往往一上机就被拉断,需要进口韧性大的北欧新闻纸,但不明就里。这次来了芬兰,到了拉普兰我才知道,原来北欧的针叶树是生长在空气如此新鲜、湖水如此清澈、天空如此湛蓝的环境里,难怪用这里的树木为纸浆原料的新闻纸质量如此之高!”

  芬兰外交部的官员碰杯时用灰色的眸子欣赏着我,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芬兰的森林,就是我们的绿色银行,是可以分期提取的一笔最大的财富。”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国名来自它的母语,意为“安宁的王国”。它有很多的别称,比如“森林王国”“湖泊王国”“欧洲锯木场”“北欧雪国”“禁酒王国”;它是世界上著名的中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宣布中立;它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计算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沃尔沃、伊莱克斯、宜家等品牌享誉世界;它还是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国家之一,构建了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

  它的名字叫瑞典,面积约45 万平方千米,是北欧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称作“北欧的威尼斯”。

  回忆我在北欧四国行色匆匆的一路,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如同在没有风的秋天里,安静地铺陈着的树叶。之所以这样形容,是因为它的色彩与起伏。这色彩十分诱人,漂浮在水中的建筑与船桅,披裹着自然的色彩,或橙、或黄、或蓝、或青铜、或银灰,煞是好看。由于处在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交汇处,这铺陈的树叶也承接着点点水珠,斑斓之间,晶莹欲滴,纵目驰骋,这座由2400 多个岛屿组成的水城,丰富的色彩辉映在水天之间,令人沉醉。

  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在这般美丽景致中色彩最为浓重。市政厅位于中央火车站之南国王岛的东南端,与美丽的梅拉伦湖近在咫尺。这座由著名浪漫派建筑师热纳奥斯伯设计,工期历时12 年的褐红色建筑,被推崇为20 世纪欧洲最美的建筑物。市政厅高达100 多米的塔尖上有三个金色皇冠,那是瑞典王国传统的象征,据说也象征着当年组成卡尔马联盟的丹麦、瑞典和挪威三个成员国的合作无间。市政厅安静地倒映在梅拉伦湖水面,与青铜色的雕塑,橙黄色的银杏树叶一起,构成一幅绝美的油画,在有些许寒意的晚秋,将温暖沁入人的心底。

  据当地人讲,斯德哥尔摩是700 年前在一座古代渔村的小岛上建造和发展起来的,“斯德哥”是木头的意思,“尔摩”是岛的意思,合起来为“木头岛”。现在看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瑞典王国的历史遗存亦如这座城市的色彩一样丰富,但它也曾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60 多年前,当欧洲大陆刚刚结束一场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大多数国家正在重振炸弹轰炸后的城市时,200 多年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却也被轰隆隆的打眼机和掘土机打乱了城市的安宁。有着300 年历史的古老宫殿和城堡的一部分被现代化机器设备搅磨成粉尘,一个被当时的城市设计师称作“展望未来”的现代化城市中心呼之欲出,那场标志着那个时代城市化步伐的拆迁和改建,成了斯德哥尔摩城市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革命。无数在城市中心居住了一辈子的老斯德哥尔摩人被迁移到新建的城市郊区,搬迁一时间成了那个时代最幸福的事,几乎没有人对粉碎机下搅拌成粉末的百年老屋有过一丝怜惜。终于,当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推进到城中一片百年老榆树林的时候,斯德哥尔摩人觉醒了。保卫榆树林成了斯德哥尔摩城市化运动中的转折点,上百名年轻人盘踞在市中心的参天古树上,誓与榆树同生死。后来,市政府妥协了,原定要铲除古树建造地铁的计划被迫搁浅,地铁出口被迁移到另外一个街区,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拆迁运动从此划上一个句号。

  现在看来,当时斯德哥尔摩停止的不只是一场拆迁运动,亦是一种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谬解,在现代人的眼里,斯德哥尔摩古老城区的历史被赋予了新的色彩。

  行走在斯德哥尔摩街头,我在想,这一片炫目的斑斓,不仅意味着这个城市的色彩,还意味着这座城市的公民对自由、对生命、对自然的抉择。

  世界上80% 的峡湾在欧洲,欧洲的峡湾主要在北欧,而北欧的峡湾主要在挪威。素有权威地位的旅游杂志《国家地理》,曾不止一次地将挪威峡湾评选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

  2005 年9 月,还是挪威的初秋,当我乘车行进在松娜峡湾绵延的公路上,远处“七姐妹峰”上还覆盖着皑皑白雪,曲折峡湾和冰河遗迹交融,笔陡下切的峡谷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视觉冲击,更有心灵的震撼。巍峨的群山和浩瀚的海洋似乎进行着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使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有幸深切感受自然的伟大和壮观,感叹人类的渺小。

  “峡湾之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奥斯陆的维格兰雕塑公园。这座公园1924 年始建,历时19 年建成,全部作品由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创作,故公园以他的名字命名。维格兰以“生命”为主题,在公园850 米长的中轴线上,以“生命之桥”“生命之泉”“生命之柱”“生命之环”为题分为四部分雕塑组群,记录了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展示了人生之旅的千姿百态。园内192 组、650 尊雕像,凝结了人从出生至死亡各个时期的典型瞬间,表现了人生中诸如父母、子女、夫妻、情侣、朋友之间的各种关系,徜徉在这人体艺术长廊中有种莫名的震撼,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活力、永恒以及对生命的敬畏。

  位于雕塑公园圆台阶中心的生死柱,维格兰花费14 年心血雕成,无论在艺术技巧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杰作。石柱高17 米,周围上下刻满了121 个裸体男女浮雕。柱上死者惨不忍睹,有夭折的婴儿,不幸的青年,披头散发的妇女,骨瘦如柴的老人。这根“生死柱”描绘了世人不满于人间生活而向“天堂”攀登时,相互倾轧和相互扶掖的情景,有的沉迷,有的警醒,有的挣扎,有的绝望,组成了一组陡峭上升的旋律,令人惊叹不已。

  圆台阶上的 36 座石雕,主题同样是生命轮回,也是从婴儿出生开始,依次环行,渐渐看到人生各个时期的形象:孩子们在捉迷藏,少年们在扭打玩耍,情人在窃窃私语,老人们熬度暮年,环绕一周,到第36 座死亡球塔为止。每组雕塑至少有两个人物,描绘了人类的各种典型境遇与相互关系。漫步在这座“人生旅途公园”,更像是在聆听一首“命运的交响曲”,因为每一尊雕塑都流露出对人性美的热爱和崇尚……

  冰岛是北欧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古诗两首回想一路上风光迤逦的峡湾,鸥鸟翔集的海岸,游人如织的古堡,色彩斑斓的森林,如诗如画,赏心悦目,人的情绪都受到感染,心情格外祥和宁静。

  芬兰、瑞典、挪威、冰岛,和这些国名相连的版图上没有炮火,没有灾难,没有争端……孤悬海外的北欧仿佛是一片净土,远离这个世界的喧嚣与战乱。

  从新闻职业的角度看,北欧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也就是每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了。但即使是颁布诺贝尔奖的那个晚上,从斯德哥尔摩发回的颁奖之夜的照片,也尽是烛光、地毯、燕尾服和曳地长裙,蓝色大厅里透出宁静温馨,传递的是北欧一份经典的安详。

  冰川融退给芬兰境内留下18.8 万个镜面似的湖泊,繁星般的湖边小木屋使“千湖之国”成为驰名世界的芬兰浴发源地;

  暗无天日的漫漫极夜,使冰岛成为抗抑郁药销售量最大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人们最珍惜夏日的阳光,酷爱户外运动,琳琅满目的渔具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商店橱窗。喜欢生活在宁静的北欧小镇里的挪威人,能够面对油画般的的峡湾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与大自然的沟通交谈,占去了他们太多的时间;金发灰眼的芬兰人生性安静、内向,甚至有点腼腆。狭长的芬兰版图上没有大起大伏的地势,丘陵的线条柔曼舒缓,波罗的海水波不惊,岛屿密布的海岸线上甚至没有潮汐。

  在夏威夷去亚利桑那纪念馆,要搭乘渡船,船员是身着水手服的美国军人。那天同船有几位日本游客喋喋不休地说笑,被美国水兵毫不客气地以手势制止,并出言训斥。瞅瞅一脸严肃的美国人,他们登时闭上嘴,像避猫鼠一样,缩在座位里保持沉默。渡船上的那个中国导游的话至今我还记得,她说,到珍珠港来的日本人都服服帖帖的,特别听话。

  亚利桑那纪念馆,或许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独特的战争纪念碑。拱桥状的纪念馆通体白色,悬浮在珍珠港的水面上,馆体下面就是1941 年12 月7 日珍珠港事件中遭遇轰炸沉没的美国海军战列舰亚利桑那号,沉船残骸在海水里时隐时现,狭长的纪念馆横跨在沉睡海底的舰体之上,呈十字架设,象征着珍珠港的十字架,寄托对战争罹难者的哀思。馆内有一面大理石纪念碑墙,按英文字母排列顺序书写着1177 位殉难海军将士的姓名,墙脚是凭吊的鲜花和花环。涨落不息的海水涛声,是日夜陪伴水兵们的安魂曲。

  亚利桑那号是那场不宣而战的偷袭中最早被摧毁的舰船,甲板被日军鱼雷击中,引爆舰首的弹药库,数分钟后,战舰与1177 名将士一起迅速沉没,以最悲壮的方式退出美国海军战舰序列。船上阵亡的将士人数之众,在珍珠港之战阵亡的2400 名官兵中几近一半,是受创最烈的军舰,也是珍珠港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沉船。

  然而,珍珠港纪念馆并不只是一艘沉船。在亚利桑那号一侧,还泊着一艘气宇轩昂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退役战列舰,它见证过日本投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45 年9 月2 日,这艘美国军舰驶进东京湾,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军舰的甲板上举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受降仪式上发表演讲后,郑重宣布:“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表情沉重,沮丧地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在战列舰右侧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处,当年签署的投降书,仍被精心地存放在一个玻璃镜框里。中国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在现场采访,他的题为《落日》的通讯以整版篇幅刊发后,一时洛阳纸贵,亦成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

  这就是珍珠港纪念馆——碧蓝的天空下,一边是白色棺木似的亚利桑那纪念馆,一边是炮塔威武的灰色“密苏里”号战列舰,美国国旗在海风中猎猎招展。

  后来我曾两度到东瀛列岛工作访问,日本新闻界同行一路陪同。他们总是问我,到日本访问有何感受?有时还爱瞅冷子提个挑战性的问题。那天在东京,新华社东京分社设宴答谢朝日新闻社,日本记者又在追问:你认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和美国有何不同?我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便坦率作答,我可以说说个人的看法。餐桌上,我先给他讲故事,就从珍珠港纪念馆的设计构思讲起,水面上停泊的“密苏里”号和水下沉没的“亚利桑那”号,并列两条船,恰好构成对太平洋战争的完整纪念版,即是痛悼美国海军将士的英魂,亦是纪录被痛殴后投降的日本军人的结局。末了,我加重语气,把这样一个结论送给他:从二战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人把日本人打痛了,也打服了;中国还没有打痛日本,所以日本人到今天还没服。如果说有何不同的话,区别就在这里。

  哈瓦那,我向往多年的地方。我一直充满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美国记者出身的作家在短暂逗留之后,就再也不愿离开,把这里作为了自己命运归宿。这位作家名叫海明威,新闻体小说的创造者,我年轻时的偶像。

  当我有机会踏上哈瓦那的土地时,我开始在有钱人和没钱人的两个世界里,怀揣拜读《丧钟为谁鸣》《老人与海》的记忆,去体味这座城、那片海。

  事实上,哈瓦那是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城市。1519 年的11 月16 日,西班牙牧师带领着兵将和当地土著人在武器广场上进行了第一个天主教弥撒,让哈瓦那确定了永久性的城址。之后,西班牙人为保护那些往来于西班牙和美国领地的船队不再受海盗侵扰和袭击,就把哈瓦那建立成护航船队的结集地。从此,坚固的城堡,繁忙的港口,教堂,商场,赌场,妓院和咖啡馆应运而生,哈瓦那随之繁华起来。

  如今成为世界遗产的哈瓦那老城区早已物是人非,但殖民者修建的城堡、兵器广场附近的总督府、曾存放哥伦布遗骸的大教堂,还有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依然流传在美丽的滨海大道上。尽管这条西班牙殖民者留下来的街道已经衰败,满城都是斑驳破旧的百年老屋,轮廓依稀,美人迟暮,但临街的建筑仍能辨识出连拱廊、木雕阳台和铸铁栅栏后精致的庭院,破败中难掩昔日南欧建筑的奢华本色。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阳光照耀着我,门前开红花。”走在古巴的街道上,这首少年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旋律,古诗春晓萦绕在我的心间。行色匆匆,我仍然能感受到哈瓦那别样的风情,那蓝绿相间的海水,洁白细软的沙滩,满树红花的木棉,香雾缭绕的雪茄,还有那甘甜浓纯的朗姆酒,眼前不断浮现海明威小说《海湾的岛屿》《老人与海》里的一幕一幕。《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和奇闻轶事,正是海明威从哈瓦那希科马尔的渔民安塞尔姆·埃尔南德斯身上产生的灵感。而海明威小说中那个老人桑提亚哥,则又是作家自己所崇尚的完美人格:坚强、宽容、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也从不言败,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和赢家。“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桑提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海明威的硬汉宣言。

  海明威1939 年到1960 年期间定居古巴,“亲历”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两人的初次相遇,是在1960 年5 月15 日。那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卡斯特罗被邀请参加海明威组织的为期3 天的捕鱼比赛。说来有缘,他竟然捕得一条巨大的枪鱼而获得一等奖,年轻的革命家从旅居古巴的“老人”手上接过奖杯。从那时留下的新闻记者拍摄的照片看,两个人年龄相殊,但有个有趣的共同点:都留了一部大胡子。黑胡子的卡斯特罗和白胡子的海明威互开玩笑,惺惺相惜,长聊了数小时,很快就亲密无间。

  2002 年11 月11 日,海明威故居博物馆在古巴开放。卡斯特罗“即兴地”出现在开馆仪式上,他的出现改变了仪式的格调和长度。卡斯特罗这位以长篇即兴讲演著称的革命家,在信奉“冰山原则”文风简练的大作家故居面前略加收敛,他的即兴讲演仅持续了30 分钟。卡斯特罗首先感谢海明威在古巴的居住和创作,并用浪漫的措辞概括“前所未有的”《老人与海》。他的简短的概括里出现了“孤独”“自白”“沉思”“反省”“梦想”以及“奋斗”的词汇。卡斯特罗还谈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对他个人的特殊意义,教给了他“以少胜多”的信心和门径,他从中学会了如何用散兵游勇去应对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卡斯特罗清楚地记得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一个狙击手埋伏在一个隘口注视着一支逼近的骑兵队。他从此“启蒙”,开始对奇迹有所领悟:他领悟到了“有利的位置”可以让一个人创造“万夫莫开”的奇迹。或许正是这奇迹引导这位革命家走向了他震撼历史的胜利。

  卡斯特罗很遗憾自己与海明威仅有这一次见面。他说人们总是迷信“来日方长”,而等待的结果通常是意想不到的噩耗。后来,他只能与悬挂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海明威的照片长谈。他肯定照片中出现在海明威身旁的那只巨大的枪鱼就是在《老人与海》中出没的那个幽灵。

  最后,卡斯特罗饱含深情地说,艺术品的魅力会“持续几千年”,文学的生命将长过“我们所有的人”。

  造物弄人。当海明威抵达荣誉的顶峰,被授予1954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卡斯特罗正在巴蒂斯塔王朝的监狱里,在他生命的最低点等待着渺茫的东山再起。海明威用西班牙语接受得奖之后的第一个采访,他说他很高兴作为一个“普通的古巴人”而获得这项极不寻常的荣誉。他要将这荣誉献给他被大海环绕的“祖国”。

  能够翻天覆地的卡斯特罗同样自称是“普通的古巴人”。两个大胡子格调一致的“自诩”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道出了他们对共同的“祖国”爱得那样深沉。

  曾有人问过海明威,晚年为何会选择哈瓦那?他说这里有清爽明亮的早晨,有奇异鸟,有西班牙情调的街道和纯净,有黑眼珠里蕴藏热情的古巴女郎。有人说,“哈瓦那”源于古印第安,是一位酋长的名字。也有人说,“哈瓦那”是印第安语中草原或牧场的意思。其实,这些传说对海明威来说都不重要,因为这里就是他的内海港,他的停泊处……

  这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深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人的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地方,除了他出生的故乡,就是他命运归宿的地方。”

  这个有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美誉的瀑布,位于北美洲五大湖区的尼亚加拉河上,尼亚加拉印第安语意即雷神之水。尼亚加拉河自伊利湖流至安大略湖,从距伊利湖北岸32 千米起河道变窄,一川碧水从石灰岩崖壁上骤然砸落,形成落差51 米的尼亚加拉瀑布。其巨大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声及数里之外,场面气势磅礴,震人心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一点儿也不过分。

  尼亚加拉瀑布,与南美的伊瓜苏瀑布及非洲的维多利亚瀑布合称世界三大瀑布,瀑布被中间宽约350 米的长形小岩岛戈特岛一分为二。东侧在美国境内名为亚美利加瀑布,宽305 米;西侧在加拿大境内呈半环状,名马蹄瀑布,宽793 米,流量约为亚美利加瀑布流量的19 倍。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来到尼亚加拉瀑布主要是慕“马蹄瀑布”之名,由此还曾发生过“偷梁换柱”事件:

  据美联社2007 年10 月29 日报道,为推广旅游项目,应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要求,大名鼎鼎的迪斯尼推出了一部长达7分钟的《欢迎你:美国肖像》的旅游宣传短片,浓墨重彩地展示了风光旖旎的美国。有细心人发现,片子播到4分多钟的时候,出现了属于加拿大的马蹄瀑布的壮阔景色。多事的美联社记者特意将短片拿给一名专门研究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历史学家保罗·格罗姆斯艾克,他看完后断定,所拍摄的瀑布场景是位于加拿大境内的“马蹄瀑布”。

  “偷梁换柱”事件一时间闹大了,连美国国务院都被惊动,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出面表示:“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共有的奇观,美国很骄傲能和加拿大分享它。”美方这一苍白的解释反而将加拿大激怒了,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评论》连发两篇文章:《等一分钟,那是我们的瀑布》和《请还给我们瀑布》,对美国的“疏漏”表示不满。尼亚加拉瀑布总商会主席博恩斯则表示,“我相信,这是对加拿大的一种侮辱。将‘马蹄瀑布’看作是美国的一部分,来树立美国的自豪感,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对加拿大的伤害,加拿大人一直为‘马蹄瀑布’感到自豪。”

  直到今天,墨西哥依然是我走过的24 个海外国家中最具魔幻色彩的,不只是因为那块记录玛雅2012 年世界末日传说起源的石碑,还有那自古以来一直被制成各种辟邪物的墨西哥国石黑曜石……

  一提及金字塔,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的是埃及,想到的是法老的陵墓和木乃伊,很少有人会记起在墨西哥及尤卡坦半岛上也矗立着许多玛雅人留下的金字塔,其规模宏伟,构造精巧,气氛神秘,静静地诉说着一个消失的古文明。

  玛雅金字塔的高度不及埃及金字塔,最高的“蒂卡尔4 号神庙”金字塔也只有75 米,而埃及“胡夫金字塔”高度达到146 米;外观上看,玛雅金字塔顶部为平台,上面多建有神庙,而且可以拾级而上,埃及金字塔则大多是锥顶;功能上埃及金字塔大多是法老们的陵墓,而玛雅金字塔主要是用以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祭坛。

  众所周知,印加、玛雅、阿兹特克是中南美洲著名的三大古文明,其中以玛雅文明成就最高,也最神秘。玛雅人的纪年历法闻名于世,根据玛雅历法,公元前3114 年8 月13 日开始的长历纪元将于2012 年12 月21 日结束,这就是所谓末日预言的起源。我们抵达墨西哥的时间,是2011 年6 月,那时世人还心怀忐忑,末日预言是世界性的热点线 年后,预言破灭了,说明一度让全世界人民心有余悸的世界末日,其实是历经5215 年后进入又一个玛雅新纪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此终结。

  离别太阳金字塔前,我们顺便到塔下的旅游纪念品一条街看了看,发现家家店铺都在出售一种光滑的黑色石子。店员告诉我,这是黑曜石。这种石头,看上去貌不惊人,可是放在阳光下,石头的表面就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原来曜石是半透明体,折射出幽蓝或暗紫的颜色,甚至闪耀出迷人的七色彩虹般的光彩。

  商品介绍书上注明,黑曜石产自美洲,是墨西哥合众国国石,主要成分是自然形成的二氧化硅,是可以镇宅纳福、化解负能量的一种天然宝石。在墨西哥的玛雅神殿中,常用黑曜石作为神兽和雕像的眼睛,有生活守护石之意。在印第安传说中有一个关于黑曜石的凄美传说:部落内一支队伍中了敌人埋伏,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噩耗传来,家人们痛哭的眼泪撒落到地上,变成了一颗颗黑色的小石头,谁拥有这样一块黑色的曜石,便永远不再哭泣,因为阿帕契的少女已经替你流干了眼泪。所以,黑曜石被印第安人称为“阿帕契之泪”和“不再哭泣的宝石”。

  我用墨西哥货币买下了几颗黑曜石。我喜欢这种石头,喜欢它身上闪耀的光彩。这光彩,像墨西哥古老文明一样迷人而神秘。

  2009 年5 月,我来到吉隆坡,受马方邀请到首相府采访纳吉布总理。在新闻这行里,把这种授权采访任务叫“高访”。

  首相府不在吉隆坡老城区。为了缓解首都人口、交通压力,上世纪90 年代,马来西亚在距吉隆坡25 公里外的太子城,新建了国家行政中心,首相府和内阁各部都搬到这里。据我所知,在东南亚国家还鲜有如此整齐划一的首都行政区。新首相府的屋顶是夸张的绿色圆顶,在热带雨林中凸显着阿拉伯风格,提醒人想起,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在首相府工作人员安排下,5 月18 日下午,我们来到纳吉布的首相办公室。

  首相办公室在大厦顶层,光线明亮。宽敞的室内用屏风隔出三个区域,中间是会客室,左边是办公室,右边是会议室。地板、吊灯、纯丝地毯,欧式风格的陈设典雅又不失庄重。原木镶嵌的护墙板上,装饰着名贵油画,壁炉上摆着帆船模型。椭圆型的会议桌旁,是两排宫廷式样的座椅,主持人的高背椅摆放在桌子一端。

  首相办公室最有气势的当属正对门的宽敞阳台。走上阳台,才看出首相府占据着太子城最高的地势,可以俯瞰行政新区。更撼人的是,办公室阳台正好面对纵向布局的政府行政大道,这条大道从首相府的脚下一直向正前方延伸下去,马来西亚财政部、国防部、教育部等等,内阁所有成员的办公楼,均排列在大道两侧,齐齐整整,左右对峙,尽在首相府的视野中。站在这里居高临下望去,一时间连我都产生了“君临天下”的感觉,好像突然读懂了法王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国家。”

  下午3:00,举止儒雅的纳吉布总理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体态微胖,早生华发,戴一副金丝眼镜,西装领口边别一枚金属铭牌,上面是“NAJIB”的字样。

  这位马来西亚新总理举止斯文,谈吐得体,看上去不像这间办公室那么强势,但举手投足间,仍流露出久涉官场的威严。

  采访前,我已做了功课,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2009 年4 月3 日,也就是我来吉隆坡采访的一个月前,纳吉布刚刚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六位总理。生活随笔55岁的纳吉布出身显赫,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拉扎克的长子,1953 年7 月24 日生于彭亨州。和东南亚各国的名门望族子女一样,他早年留学欧洲,获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学位。拉扎克·侯赛因1976 年去世后,纳吉布子承父业,当选国务议员,开始涉足政坛。此后的政治生涯可谓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体育部长、教育部长和国防部长,几乎转遍了马来西亚重要的政府部门,2004 年1 月开始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有人评价说,纳吉布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上总能逢凶化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2009 年3 月26 日召开的巫统大会上,纳吉布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从马达维手中接过巫统主席的职位,按照马来西亚的传统,旋即毫无悬念地担任了政府的新总理。

  采访是从两国建交35 周年的话题开始的。纳吉布的父亲为促进中马友谊作出贡献,两国在1974 年5 月3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天,就是拉扎克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的建交公报。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由于改善中马关系是当时由马来西亚总理首先提议的,所以此后的新闻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阿卜杜勒·拉扎克总理在任时开创了马中建交的历史。”

  在中马建交35 周年之际,纳吉布选择这样一个纪念日访华,显然是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希望能进一步推动中马两国的合作在各方面获得深入发展。

  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也就是您的父亲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开创了中马建交的历史篇章。今年是中马建交35 周年,您对中马关系的现状有何评价?对中马关系的未来有何期待?

  三、总理阁下今年4 月就任马来西亚第六任总理后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新概念,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和含义?

  四、您认为中马关系存在什么问题,应当如何去解决,推动中马关系进一步发展?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面有何具体设想?

  第四个提问所涉话题敏感。因为,在南海问题上,两国之间也有麻烦,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归属上素有争议。刚刚下台的马来西亚总理马达维,就在一个月前,即2009 年的3 月5 日,还登陆南沙群岛弹丸礁,宣示马对该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造成了一起外交事件。这次采访,很难绕过这个问题。

  能看得出,纳吉布对这次中国记者的采访很配合,在回答记者所提问题,涉及到两国领海争议时,也没表露出任何不悦,尽管使用了些外交辞令,总算恰当得体。采访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20 分钟,结束后他主动和中国记者合影留念。

  这是一张横跨欧亚的巨大版图,图上标注繁复,最引人注目的是从蒙古高原呈放射状延伸的红色箭头,箭矢般射向四面八方,箭头拉出的红线,显然代表着蒙古军队远征的行军路线。从这张图上看,蒙古人的铁骑东到太平洋,西达黑海岸,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几乎践踏了整个亚洲和欧洲大陆,直逼非洲边缘,仅三次西征就征服过40 多个国家。遥想当年,这是多么强悍的一支军队,只要是马蹄经过的地方,都是一片瓦砾焦土,尽成蒙古铁骑的饮马地。

  在冷兵器的时代,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把马背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金帐帝国。1259 年蒙哥汗在位期间,大蒙古国的面积已达2400 万平方公里,比历史上突厥人的民族大迁徙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这似乎已成定律,崛起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从突厥人到蒙古人,一旦羽翼丰满都要扩张西进,给西方带来战尘蔽日狼烟四起的黄祸。

  在遥远的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地理不详,发动这样的长途征战应是异常艰难的。2004 年,我率新华社代表团到蒙古访问,从中蒙航线的飞机上望下去,视线所及是一片黄沙漫漫的千里戈壁,直到临近乌兰巴托宝音乌哈机场,大地才现出绿色,那是图拉河从山谷间的盆地流过,留下的一抹狭长绿洲。

  由此我才明白,金庸小说中为什么常说“漠南”“漠北”,原来在内蒙外蒙之间,有一片杳无人烟的大漠相隔,不要说征战世界,就是为统一漠南漠北各部,率领大军穿越这茫茫沙海,在那个年代的难度都可以想见。

  素有大志的铁木真在统一蒙古之后,并没有勒住成就霸业的马缰。他继续西出南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对外扩张。在乌兰巴托,我见到一尊成吉思汗的雕像,花岗岩基座上,头戴蒙式皮帽的铁木真似在沉思,目视远方。新华社驻乌兰巴托分社的记者告诉我:请注意这尊塑像,这位蒙古大汗是面向南方的。在蒙古,世代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成吉思汗每天早晨起床,都先要向南方看上一眼。

  “南方”是什么?对于幕天席地的塞外牧民来说,南方是冬夜绮梦里的花红柳绿,是阴山山南的女人和绸缎,是平畴万顷的阡陌良田,是粉墙黛瓦的水乡人家,是越剧昆曲的琴瑟婉转,是侯门官宦的楼台亭阁,是河汊湖泊的渔歌唱晚。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遥想这千般诱惑,怎能不害得成吉思汗们朝思暮想,日夜盘算。

  我在蒙古最后的皇宫博格达汗宫,看见皇后寝室里放置的木床,竟是中国妇女用的拔步床 ,两侧架蚊帐的木柱上,还有副内容俗不可耐的招财进宝、人丁兴旺之类的抱联,看后让人忍俊不住,这样的床在中国南方大户人家俯拾皆是。

  “南方”还有海岛,大海那边的岛屿上还有人在过着捕捞海鲜的逍遥生活,鱼肉的丰腴胜过羊肉的鲜美。1281 年,忽必烈以日方杀害蒙古使者为由,组军十万征讨日本。如果不是那场台风,东瀛列岛还有没有今天的日子,都很难说了。

  然而,更加让人震惊的却是,蒙古骑士的千军万马像来时一样快地一阵风工夫,便匆匆撤退,上苍收回了舞动在欧亚各国头顶的“上帝之鞭”。正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蒙古人用马乳做饮料,所以马匹是他们作战的利器,也是他们营养的食品。他们长期的生活方式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的活动。他们先前虽然倾向和平,可是这时却如洪水一般,泛滥到了文明的田土上,一场大乱的结果,只是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这样的骚动,当这些部落由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做领袖时,就曾经发生过;他们摧毁了当前的一切,又像一道爆发的山洪那样退得无影无踪。”

  自蒙哥去世后,鼎盛时代的帝国分裂成元朝和各自为政的汗国,互不统属,甚至相互征伐,从此便不可挽回地衰落了。蒙古军队溃不成军,丢盔卸甲,回到了牛羊啃草、牧马嘶啸的草原,重新过上牧民的生活。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周边世界又慢慢恢复了平静,欧亚各国找回了被涂炭的疆土。

  那天,蒙通社长艾龙包勒德陪同到乌兰巴托郊外的草原,在那里我看到了大群大群的蒙古马。我这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马,油光水滑,体态骏美。

  当年发生过的一切都在眼前消失了。成吉思汗富有天下的时候,没有盖过一座花岗岩宫殿,连行军作战的中军大帐,都是牛拉的蒙古包,如今这一切都朽为泥土。征战终生的大汗辞世入土后,蒙族人的千军万马在下葬地上往来驰骋,踏平掘痕。来年春草萌生,一马平川的大地没留下任何标记,至今让寻找大汗的考古队伤透脑筋。

  退缩回草原的蒙古大军,就像他们回归草原的蒙古统帅一样,连一点痕迹都不曾留下。那些经天纬地的大汗军帐都在哪里?那些令敌手胆寒的攻城强弩都在哪里?那些树林般挥舞的森森利刃都在哪里?那些从全世界劫掠的金银细软又在哪里?岁月无情,往事如烟,唯剩下这些蒙古军马的后代,膘肥体壮,优哉游哉,散牧在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上。

  时至今日,我仍能看得出蒙古族对马的喜爱,他们说到马的时候,蒙语的发音是“马子”,眼中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溺爱的神采。其实只要留意一下蒙古国徽,就会知道蒙古人对马的感情了:以蓝天为底色的国徽中央,是一匹凌空奔腾的金色骏马,那飘逸,那神勇,让你过目难忘。

  国际航班穿越北回归线,飞临椰风蕉雨的南亚暹罗湾。机舱扬声器响起英语话音:“飞机已到达曼谷,现在机场温度摄氏30 度。”廊曼机场暑气逼人,北京寒冷的冬晨已远远留在身后。

  我们在曼谷邂逅旅泰华裔诗人岭南人。他送的一本诗集里,有这样的诗句:“欧洲模式的国会大厦在五世皇宫的近邻矗立/ 超级公路上最新款的奔驰与宝马在竞驰/ 车上女士的时装来自花都巴黎/ 河边椰荫下还可以看见古老的水上街市/ 穿上沙笼的妇女撑一叶扁舟叫卖香蕉、芒果和椰子……”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曼谷你是一个谜》,逼真地描绘了这座城市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迷幻色彩。闹市的路边,不时可见静矗的佛龛,每天清晨,仍有袈裟飘飘的赤脚僧人沿街托钵;街上望不见头尾的车流,却遵循着英联邦左驶的交通规则,连全城轿车的方向盘都一律装在右侧。

  王室代表着民族的尊严与泰王国700 年独立史。但街头巨幅画像和杂志的封页里,我们看到的拉玛九世国王,却戴眼镜,穿西装,兜揣无线对讲机,胸前还挎一台日本佳能照相机。拉玛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是大王宫。有意思的是,在这座本该最富历史感的皇家宫苑里,却看到了西洋建筑和呈几何图案的欧式园林布局。参观过程中,我们被特许进入曾接待过和主席的节基宫。这里是泰国王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的地方,触目都是欧洲路易时代的豪华家具和绘有欧洲宫廷生活的镶框油画。如果没有王座上那巨大的象牙和孔雀尾翎装饰,没有窗外的热带阳光下金光闪耀的鸟身人首铜像,几乎疑是走进了欧洲宫殿。而导游的宫廷官员告诉我们,除了飞檐高耸的屋顶是东南亚庙宇风格外,这座大王宫里最大的宫殿,的的确确就是英国白金汉宫的建筑再版。

  12 月18 日,在楼前草坪陈列着一尊尊青铜古炮的外交部,我们拜会了外长巴颂·顺西里。在他的盛情安排下,新华社访泰新闻代表团在泰国境内三次换乘泰航波音飞机,沿“‘东方威尼斯’曼谷——北方蔷薇城清迈——热带旅游岛普吉——海滨休假城帕塔雅”这一黄金旅游走廊采访观光,领略了这个国际旅游胜地的旖旎风光。

  12 月,是热带国家泰国最凉爽的季节,也是旅游的最好季节。五月事件的阴霾,已随阳光明丽的旱季的到来消散,大批的欧美游客,从风雪肆虐的高纬度国家候鸟般飞向这里,置身鲜花、椰林、阳光、海浪间,享受热带的木瓜和风味独特的榴莲。

  那次在西临马六甲海峡的皮皮岛,我们乘坐装有玻璃钢透明船底的游艇,一路欣赏海底天然珊瑚的奇丽景致。接下来就是最迷人的海滩旅游项目——“潜海观鱼”。戴上潜水镜,沉入温暖清澈的海底,蓦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无声的水族世界里光影波动,彩虹般鲜艳的热带鱼一群群悠然游近,擦身而去……亲近大自然,正是在泰国游历让人最感舒畅之处;而恬静,才是大自然的天然交响曲中最富魅力的主旋律!

  这就是泰国旅游业所贯彻的“Only in Thailand”的原则。看上去这种泰味旅游土气十足,其实所刻意追求的文化内涵极富现代意味。

  在曼谷的香格里拉饭店,早餐的座位就设在湄南河边,边进餐边能欣赏水面顺流而过的木船。暹罗湾的清风徐来,热带水果香气袭人,那意境一如这宾馆名字的译文——“世外桃源”。

  在普吉岛的珍珠村饭店,早餐的花园餐厅面对椰树环绕的一池碧水。让人称奇的是攀援植物缀编成团团簇簇的鲜花屋顶,远远看去像层烧红的早霞。

  还有帕塔雅,我们下榻的皇家悬崖海滨旅馆。那天正在早餐间,照例是悄声细语的泰式服务。倏间,一只翠绿色的大鸟,竟从窗外飞进,驻足餐桌,顾盼自若,声声啼啭愈发显出早晨的清新与静谧。原来,窗子是没有玻璃的。

  事实上,旅游业刷新了这个国家的面貌,从北到南,所到之处已是发达国家的城市景观。在普吉岛,为了观赏印度洋的落日景色,我们曾沿海滨大道环岛一周。那真是一次印象极为深刻的阅历:疏朗的椰树后,豪华的宾馆、典雅的别墅不是十几座,几十幢,而是驱车两个小时未曾间断。那天,夕阳淡粉色的霞光染满椰林,造型各异的欧式建筑的落地窗依次闪耀着落霞的金辉,直至夕阳西下,整个西海岸又在夜幕中燃亮繁星般的灯火,从车窗外掠过的依然是一幢接一幢灯火辉煌的酒楼、饭店……难怪“东方夏威夷”之誉会声名鹊起!

  记得第一次去日本,是率通讯社新闻代表团。东道主日本朝日新闻社甚为周到,派出一架8 人座公务机随行,机身上喷有朝日新闻红色标识,是新闻记者采访突发事件使用的工作机。这样一路飞飞停停,随手航拍,相当方便。

  但不知怎地,一路上心里总有点异样的感觉。最后我明白了,这种感觉来自驾驶舱里的那位日本飞行员。这老兄整个航程里沉默寡言,他身材消瘦,目光犀利,一脸青胡茬,戴着皮制飞行帽,飞行服紧紧地箍在身上,和二战影片里的日本军人几乎毫无二致!

  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我一个人才有。连日会谈、参观、宴请,对方总不忘殷勤地躬身双手送上名片,名字净是些“鸠山”“冈村”“武田”“佐藤”“山本”“中村”什么的,代表团成员过后笑言:多熟的名字,这些人在电视剧里常见呀!

  当然时过境迁,这些日本朋友说话待客彬彬有礼,都是生活在当代的文明人,我们也是懂政策、会区别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不会把日本人民和顽固的右翼分子划等号,把“鸠山”们想象为头戴钢盔,腰挎军刀的侵华日军。但身为中国人又不能回避,历史上的一页总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特别是对一个不敢像德国人一样反思二战罪行的国家,不勇于承认发动侵略战争错误的政府。踏上这样的岛国国土,不免有一番纠结在心间。

  访日的时间是按工作日程安排的,所以季节不凑巧,无缘看到秋季的岚山枫叶和春天的浪漫樱花。但从东京到大阪,再到广岛,一路上见到的日本花园仍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猜想,这个岛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又四面临海,温暖多雨,植物茂盛,这种景观孕育了日本民族顺应自然、赞美自然的美学观,园艺设计也反映了返璞归真的理念。

  像日本城市里见缝插针营造的“茶庭”,四周围以竹篱,地上长有青苔,枫树枝桠纤巧,石灯雅致古朴,有庭门和小径通往举行茶汤仪式的茶屋。茶庭虽小,却远离尘凡,表现出深山野谷“静寂”的意境。

  “枯山水”更是日本特有的造园手法,无山无水却有山水的意境。京都龙安寺是日本“枯山水”的代表作。这个平亭长28 米,宽12 米,一面面临厅堂,其余三面围以矮墙。庭园地面满铺白沙,除了寥寥数块石头外,再没有任何树木花草。用梳痕道道的白沙象征水面,以15 块石头的组合来体现岛屿山峦,咫尺之园幻化出天地之势。

  这就是日本园林,它清雅、精巧、安祥,又富有诗情画意,凝神欣赏一会儿园景,心不由得就静了下来,进而领略到有几分禅意的空灵。拿“枯山水”平庭来说,这种园林往往见于旧都古寺,设计者其实就是室町时代的禅宗僧侣,他们不着痕迹地赋予园林一种恬淡出世的气氛,把水墨画的“写意”造景方法推到极致,也把自然景观抽象到了极点。为反映禅宗修行者所追求的自律精神,他们擅长使用一些如常绿树、苔藓、沙、砾石等静止的元素,营造枯山水庭园,从不使用任何开花植物,从而创造出令人入静入定、超凡脱俗的心灵感受,引发观赏者对人生的思悟。

  面对日本园林,我好像可以说,对这个民族的国民性又有些新的了解。有种说法,武士道精神的精髓就在于“菊与刀”,但这仍旧让人很难把园林美景和“日本鬼子”的残暴直接连在一起。我总是想不通:有着如此审美情趣的民族,能创造如此优雅园艺的国民,怎么会转眼间就变成一群穿着黄军服的侵略者,蝗虫一般蜂拥而入邻居的家园,犯下那么多令人发指的血腥罪行?

  眼见白色的高尔夫球从亚洲飞向欧洲,我在电视机前会心地笑了。因为我知道,土耳其人心仪欧洲,多年来就一直希望能被西方世界接纳。这座横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网索吊桥,也是土耳其从亚洲通向欧洲的大陆桥,穿西装、吃西餐的土耳其主流社会,脚踏两大洲,却总是朝思暮想加入北约。中国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为新华社代表团设宴时告诉我,同是一座城市,欧洲一边的地价高于亚洲一边,大国的使领馆都愿意设在欧洲土地上,中国领事馆也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区占有一席之地。

  人们只是知道土耳其正西风东渐,欧化很快,但对其“脱亚入欧”的进程总是举步维艰却不明底细。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对土耳其人的历史稍作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内心有一段深藏着的记忆,这段记忆来自遥远的亚洲腹地。这个从中亚迁徙来的古老民族,当年是骑着亚洲矮种马、舞着土耳其弯刀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历史上曾盛极一时。那个时代,土耳其人祖先的骑兵队怀揣《古兰经》,一路攻城掠地,开疆拓土,铁流滚滚,无坚不摧,横扫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家园,一度让整个欧洲都为之战栗。

  2004 年春,我出席亚洲太平洋通讯社组织峰会,来到伊斯坦布尔。那天,土耳其国家通讯社设晚宴,为来宾安排了民族歌舞节目。表演现场是在一座硕大的帐篷里,中间支着柱子,舞台是360 度的圆形台。舞者戴一顶鲁米派高帽,身着白袍,一边旋转身体一边缓抬双臂,白色长袍的下摆随着动作飘扬,姿态颇为优雅。那天的舞者均为男性,他们一圈又一圈地围绕着舞台中心的柱子旋转,高昂起头,微闭深目,痴迷其中。

  接下来是器乐伴奏的民族歌曲,歌声激扬、绵长、悠远,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吟唱千年的长调。触动我的一件事是,其旋律和韵味,竟和西域歌舞毫无二致!

  带着这个问题,我在亚通会的会议间隙查找资料。记忆中的这次对伊斯坦布尔历史知识的恶补,简直是一场历史课的梦魇,因为这座城市以至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都太过复杂。

  历史上,伊斯坦布尔这座古城还有另一个名字——拜占庭。古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曾将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的拜占庭定为首都,他去世后,拜占庭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他一手创建的东罗马帝国又因为这座首都而被后人称为拜占庭帝国。在拜占庭的城墙下,还掩埋着历代王朝的遗迹,考古学家开掘证明,史前的古城墙像洋葱一样层层叠叠地隐藏其中。

  公元7 世纪,被中国大汉军队击溃的突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融入中国的民族大家庭,史称东突厥,一部分开始大规模西迁,史称西突厥。他们从中亚启程,沿着北纬40 度牧草带,朝着日落的方向赶着牛羊,一路西进,来到古罗马帝国的疆域。文明的居住地总是抵挡不了蛮族的入侵,不论是驾着快船的维京海盗,还是骑着快马的突厥骑兵,都有令人胆寒的杀伤力。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战死在城墙上。

  铁蹄践踏古城的突厥人,把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以此为都城,建立了称霸半个地球的奥斯曼帝国。中东、北非、南欧的大片疆土都归顺苏莱曼大帝管辖,地中海一时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海。

  伊斯坦布尔作为都城,自然也是世界财富中心。我在奥斯曼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里,见到过玻璃柜橱里陈放的整套元青花瓷器,多达几十头。听说国内瓷器收藏家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专程来此顶礼膜拜,因为国内元青花已寥寥无几,一件“鬼谷子下山图”罐,在英国佳士得以2.3 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拍出,成为亚洲艺术品中的天字第一号。而这些瓷器,是元朝皇帝赠送给奥斯曼苏丹的皇家礼器。宫廷里的精品,该值多少钱?

  在西进的过程中,突厥人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就是由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创立的伊斯兰教。他们把这种新宗教带进了伊斯坦布尔。我亲眼见到,基督教堂在这里被硬生生地改成清真寺。游览圣地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7 年建成的基督教堂,被公认为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恢弘的建筑。当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懂得这座建筑的文物价值,在战火中刻意把它保留下来,只是换了名称,拆除牧师讲道台,改作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昔日的基督教堂里从此每天五遍回响着《古兰经》的诵读声。直到今天,这座穹顶宏大的建筑门廊墙皮剥露处,仍露出基督教题材的镶嵌画。

  有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也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和基督教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从此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东方的威胁,白种人的噩梦开始了。正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挡住了西欧商人通往远东地区的贸易路线,让整个欧洲望而却步,才有了冒险家们的驾船向西绕行,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因此拐了一个弯儿。哥伦布为绕行印度,误打误撞地把船开抵美洲,竟“意外”发现了新大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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